黄万石跑了后，投降了元军，但他下面的都统米立却不降。米立，淮人，家中三代都是宋军将领，跟着陈奕守黄州，陈奕降元，米立突围出来，在黄万石署下为帐前都统。元军到了江西，米立在江坊迎战元军，兵败被俘，不降，被关到了狱中。后来，黄万石率着全军降元，元行省让黄万石对米立说：“吾官衔一牙牌书不尽，今亦降矣。”（我的官衔一牙牌都写不完，现在不也投降了吗？）米立回答：“侍郎国家大臣，立一小卒尔。但三世食赵氏禄，赵亡，何以生为！立乃生擒之人，当死，与投拜者不同。”（侍郎（对官员的泛称）是国家的大臣，我只是一个小卒。但是我家三代都吃着赵家的俸禄，赵家亡了，我们还为了什么活着！我是（战斗中）被俘的人，当然要死，与投拜（敌人）的人不同。）。黄万石再三劝他，米立不屈，被杀了。
元枢密院发令，新附郡县，有既降复叛，可立刻处置：也就是允许了随意杀人。
元兵入兴化县，知县胡拱辰自杀。
元兵破独松关，冯骥战死。
元兵围安吉州，知州赵良淳与提刑徐道隆一同守城。元军诱降，赵良淳烧了来信，斩了来使。元兵近了临安，徐道隆被招领兵去保卫临安，只余下了赵良淳率众独守。入夜，元军攻城了，戍将吴国定开门投降了元兵，赵良淳命令用车载他归府，兵士劝止他说：“侍郎何自苦？”（侍郎何必如此苦自己？）赵良淳把他轰走了，关门自缢。徐道隆领兵还没有到临安，就被元兵围追堵截了，一军尽没。徐道隆被俘，趁抓他的元军没注意，投水自尽。他的长子见状，也投水死了。赵良淳是赵汝愚的孙子。（赵汝愚是有名的皇室官卿，曾中状元，官至丞相，着书甚多。）
……
李越听着，越来越坚信好人没好报的说法，可同时也意识到了坚持道义的艰难。这是一个混乱的时代，此时此刻，蒙元打着“如果你不抵抗，我就不杀你，还给你高官厚禄”的旗号，日后对汉人的压榨还远远没表现出来。所以在蒙元的攻势下，人们总是有投降这一“出路”。
就中华而言，南宋覆灭是一个文明的倒退，是从物质到精神的灾难。就那些官僚治下的百姓而言，元朝的统治远比宋朝残酷，初定中原后，半数汉人被封给了蒙古贵族，成为奴隶。是从平民社会向奴隶制度的大倒退。宋朝人口从一亿多到临安陷落二十五年后人口统计的六千万人，死亡何其多也。元朝定江南后，横征暴敛，滥发银币，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下降。可以说，元朝短短九十几年中，大多数百姓没过上一天好日子：战乱、为奴、元朝无休止地征战、天灾、远比南宋更黑暗的腐败加上种族压榨，导致了连绵不断的起义，直至最后的全国暴动，让一个放猪娃当了皇帝。而这个人接着杀死自己原来所有的兄弟朋友，连一起放猪的伙伴徐达都没有放过。清代史学家赵翼后来在《廿二史札记》中这样评价朱元璋：“明祖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之。”这种“千古未有的残忍”是从何时如此无耻而堂皇地登上了至尊宝座的呢？恰是此时此刻……
当然，这些此时无人能知。对于那些被许以高官厚禄的个人而言，相对于朝廷的腐败和杂乱无章，降元甚至显得很“光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与个人利益相冲突时，在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度，真的只有凭借中华文化中所谓的气节才能让人做出顾全大义的痛苦抉择。
难怪到最后连忽必烈都无法理解南宋那些降将了，他问他们为何这么快就投降了？如此迅速地灭了南宋把他都惊到了。那些降将无一不说是因为皇室用了贾似道，而这个奸臣重文轻武亏待了自己。但是忽必烈最后都看不过去，说了狠话，大意是：他轻慢你们，赵家那个五岁的小皇帝并没有亏待你们，你们没有为他做过什么，不还是高官厚禄地在位子上吗？结果你们后来都投降了，可见贾似道亏待你们是应该的，你们的确不值得重用！
如果有后人在，可以指导忽必烈说出更深刻的话来：既然在关键的位子上，就不能把自己只当成自己，那个位子上有对百姓和国家的责任。如果觉得自己吃亏了，大可不当那个官，不负那些责任。但如果身在官位将位上，却因为自己觉得没有得到应有的尊敬和报酬，而降敌叛国或贪污枉法，负了百姓、国家、乃至民族和未来，的确不该有什么好下场。这种大亏欠，不知多少辈子才能还上。
一向心境爽朗的李越也叹息了，他觉得自己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中，老了十年有余。他生来接受的平等和平的教育，在这战乱野蛮的年代中是如此无力，甚至幼稚。听着人们的议论，他不止一次地问自己：这是暴力得胜的时代，是不是必须以暴制暴？可赵宇又总是说他们不是来当刽子手的，那他们得怎么办？
正月十八日，消息传来，元兵抵达临安城下。
又过了几天，突然间，大批的宋军从城中穿过向南。原来没有搬家的人们，也匆忙收拾行李，携家带口地追赶着宋军往南方逃去。几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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