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带我到了重庆，外公也跟我们去了：白天就在医院里照顾我，晚上就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回两路（重庆地名）。
我清楚地记得去的第一天，病床短缺，第一个晚上我是睡在过道里的，胸上贴着膏药似的东西，上面连着线，最后连在一台显示心跳和血压的仪器上。父亲就坐在小板凳上，守在矮床边。晚上医院里众人都入睡了，我醒了一次，过道阴森森的道不出有多恐怖，不过父亲贴着床沿睡得沉沉的。
几天后母亲放下工作赶回了重庆，她为我带回了玩具，虽然那是什么玩具我已经记不清了。
后来医院确诊我得的是肺炎，自我感觉肺炎并不是什么大病（除了后来流行一时的非典型肺炎）。在儿童医院的日子还是比较愉快的，父母都陪在我身边，外公也会带些好吃的来看我。
除了父母，谁都不知道我曾那么接近过死神，包括我自己。
难受的感觉也渐渐好起来。不好过的只是每天都得做的激光化疗，每去用红色的激光照一次我就得吐一次，这让刚吃过鸡翅的我非常郁闷。
医院里和我一样得肺炎的小朋友不少，我也有不少乐趣。我记得父亲在那个时候跟我说了他和‘猪肝’的缘分：他在童年生病时，奶奶为他炒了一顿泡椒猪肝，于是他就很喜欢吃猪肝了。尽管直到现在我都不怎么能接受那个东西，不过他对‘猪肝’的喜欢有一部分我还是能感同身受的，比如在我大学离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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