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州占地大，人烟稠密，郡国富庶，而且民风尚武，出精卒，召之能战，又产马，又临幽、凉，骑兵也不缺，又出精铁，又临海，出盐，又交通便利、四通八达。
最重要的是，冀州的战略地位也甚佳。
冀州在洛阳之北，正是俯瞰洛阳，由冀州出，大军南下，正可将洛阳囊括其中。
除了这些地利，还有“人和”，现在的冀州牧是刚上任不久的颍川人韩馥，韩馥是袁家的门生故吏，有这么一层关系在，以袁绍及他的谋士们而度之，应是大有利於起兵讨董的。
和袁绍一起逃出洛阳，奔去冀州的有不少人，多是他的亲信、同堂，其中最出名的要数二人，一是逢纪，一是许攸，此二人皆南阳人，俱州郡名士，都是以智谋而出众。
荀贞和逢纪不熟，两人没啥交情，和许攸虽也没啥交情，但却倒是有一点“关系”。
荀贞为魏郡太守时，之所以略显仓促地诛“邺赵”，主要是因为一件事，即时任冀州刺史的王芬谋欲废灵帝，因而去信荀贞，邀荀贞共谋此事，荀贞为不致因受王芬牵累而误了自家诛“邺赵”之大事，故此不得不略显仓促地发动了此举，而当时王芬废立天子的谋主便有许攸。后来，荀贞诛掉“邺赵”，挂印亡命，而王芬则自疑事发，因而自杀，许攸也就跟着逃亡江湖，说是逃亡江湖，其实他没有躲太久，风头一过，他就潜入京师，隐匿在了袁绍的门下。
许攸年轻的时候就和袁绍、曹操相识，关系都很亲密。
这次袁绍选择冀州为出逃地，包括之前袁绍谋诛诸宦等等众多之事，其中都有逢纪、许攸在其中为其参谋的影子。
袁绍出逃冀州，这显是他做出了最后的决定，要起兵讨董了，那么为把这件事情做成，可以想见，袁绍断然不会只来和荀贞、鲍信相约。
荀贞负手立在窗前，望向院中，远远看到典韦领着十几个甲士守卫在宅院的门口，他们身上的衣甲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他心中想道：“袁本初现也不知是否已到冀州，不管他到不到，就算没到，想来他现也应是使者迭出，马骑奔腾，分赴各郡，联络同党，将欲讨董。”
大乱就要来临。
广陵还有许多事没有办好、没有开始办，荀贞感觉到了时间的紧促。
他心道：“讨董在即，第一是粮，第二是兵，第三是广陵要稳。现今屯田之事已进行了一半，余下的有公达等人操办，我不必担忧，接下来，我该拢兵扩军、控制郡县了。”
对这两点，荀贞早有谋划，成竹在胸了。
“拢兵扩军”，指的是一件事，也不是一件事，具体的可分为两条。
首先是“拢兵”，这个“拢兵”指的是“拢郡兵”。
广陵郡的郡卒、县卒尽管不多，但毕竟去年刚经过一场黄巾大乱，也还是有一些的，并因为去年上过阵、杀过敌的缘故，其中的精勇也有不少，这一部分需要尽快地收拢到自己的手中。
拢了郡兵在手之后，接下来就是“扩军”了。
按照荀贞的计算，即使把郡卒、县卒拢到自己的手里，最多也就是多出来数百的可战之卒，加上荀贞本部也就是不到五千人，这点兵力是远不够在即将的讨董之中战中成为诸路诸侯中一方重要力量的。鲍信回到泰山后，现已招募到了万余徒众，虽说这些徒众因大多未受训练，战斗力不怎么样，远不能荀贞部相比，可毕竟“人多势众”，这方面却又不是荀贞能比的了，而鲍信现在还不是郡守国相，可以料到，将来参与讨董的那些大多是各郡国长吏的诸侯们，他们带的兵马肯定更多，至少不会比鲍信的少，那荀贞也是一郡太守，不能被他们比下来。
“扩军”这部分，召来的不要求都是善战精卒，只要是精壮就行，反正如果有战事，打主力的也不会是他们，荀贞现下只是需要他们给自己摇旗呐喊、壮大声势，同时也是让他们上上战场、见见战斗，为日后把他们练成精兵做个铺垫，所以，“扩军”这部分不难办，粮食拿出来，就能募到人，只要有兵械，当即能成军。
至於粮食、军械，军械荀贞是有的，有往年他预存下来、这次带来广陵的，有广陵郡武库存备的，这个不愁，而粮食，荀贞本来有点难处，但现下有了糜竺借来的粮，加上荀贞从颍阴自带到广陵的那些族中往年的储粮，也足可以支应一时了。
“拢兵扩军”是紧要之事，“控制郡县”也是紧要之事。
荀贞自知，现在他是得罪住陶谦了，而他记得讨董之时，陶谦似乎没有参与，这么一来，倘若在他外出讨董时，陶谦在徐州使个手脚，把广陵给他搅乱了，他可不就成了后方不稳？没了广陵这个地盘，他可也就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难成大事了。
所以，必须要在讨董之前，把郡县牢牢地控制入手中。
该怎么控制？
有了在赵国、魏郡的经验，虽不能说这是件轻易的事，但荀贞却也可算驾轻就熟，并非太难。
长吏者，所管的无非就是人、财、物，现在将天下大乱，可以再加一个兵权，只要这几个权在手，就是“唯我独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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